多赢策略被遗忘的盟友

在《南京照相馆》之前多赢策略，很多抗日电影都裹着一层不便戳破的窗户纸——总想取悦外国的观众和影评人。

在《黄河绝恋》里，漂亮的抗日女战士爱上了英俊的美国飞行员，在黄土高坡上展示好莱坞式桥段；在《金陵十三钗》里，会讲英语的秦淮女子献身给保护她的外国神父，“白人救世主”的公式刻板；而在《南京南京》里，导演塑造了一个内疚自杀的日本侵华士兵，通过他来展示人性的良善。

烽火里的恋情、屠城中的义举、杀人者的反战，这些元素并不是说不存在，但跟5100个日夜的抗争、250万平方公里的战火、3000万人的牺牲里的无数故事相比，这些稀缺的片羽总是被不少中国导演们优先挑选，希望借它们能打动西方观众，营造出一种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阖家欢。

刚刚上映的《东极岛》，以及去年出品的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是新一轮的尝试。

1942年10月2日，押载1816名英军战俘的日舰里斯本丸号在驶入中国东海时被美军潜艇误判击沉，战俘从钉死的甲板自救逃生，遭遇日军疯狂扫射。千钧一发之际，浙江舟山渔民划着大大小小的舢板赶来，不仅救起了384名落水者，也中止了这场杀戮。

幸存者之一的丹尼斯·莫利是被日军捞上来的，但他认为如果中国渔民不救人，没有目击证人进场，伪善的日军就不会停火，因此中国人挽救的比实际救起来的更多。但在此后的80多年间，这个故事别说英国人不知道，中国人自己也不知道，直到2024年方励执导的《里斯本丸沉没》问世。

从《里斯本丸沉没》到《东极岛》的反法西斯接力棒

这部纪录片能取得豆瓣9.3的高分，优点是没有刻意煽情，而是将重心放在了人道关怀。但相应地，它的缺点也在于此——主题对中国元素的过度克制，令它对一些必要的线索缺少交代，比如日军为何不将渔民一起灭口、将幸存者送至重庆的转运细节、以及救人渔民的后续遭遇等等。

英国篇幅的事无巨细，与中国篇幅的大而化之，让有网友锐评《里斯本丸沉没》——“更像是拍给英国人看的电影”。

其实“拍给英国人看”并不准确，因为这部纪录片的英国观众，基本上局限在了里斯本丸号的英军后裔这个群体上，更广泛的英国人关注寥寥。而可惜的是，这部电影虽然获得了代表中国内地竞选奥斯卡奖的官方认可，却因为英语对白超过50%，不符合国际影片的选送标准，白白浪费了一届名额。

第二年，聚焦同一个故事的《东极岛》上映。这部电影由《八佰》的导演管虎与凭借《山花烂漫时》摘得白玉兰最佳导演的费振翔联合执导，编剧团队则有《绣春刀》的编剧陈舒、《中国合伙人》的编剧张冀和《年会不能停》的导演董润年——这显然是一部体现电影工业的大制作。

跟50%英文对白的纪录片相比，《东极岛》把救人的中国渔民设置成了主角，但它最终既没有拿下国内票房的胜利，也没能打动西方观众。有网友贴出一个外网对《东极岛》的评论，一个法语用户甚至认为预告片妖魔化侵华日军，并冷嘲热讽地留言——“谁会去看这样的电影”。

不了解历史的外国人，甚至认为侵华日军被丑化

电影面临尴尬的现实是：在中国上映一部从从日军枪下营救英国人的电影时，英国人正在跟当年扫射他们的日本海军把酒言欢，搞联合军演。

就在《东极岛》上映的第二天，在一场明显是针对中国的联合军演中，一架皇家空军的F35战斗机从英国航母“威尔士亲王号”上起飞，稳稳地降落在了日本航母“加贺号”上，配合娴熟。讽刺地是，上一艘取名“威尔士亲王号”的航母，恰好就是二战期间被日本海军在东南亚击沉。

正在降落“加贺号”航母的英国F35战斗机，2025年8月

在“西方本位”的二战影视作品中，中国这位昔日盟友本来就没太多存在感。在20多年前的好莱坞大片《珍珠港》里，为了营救美国飞行员而被日军杀害二十多万的中国军民，虚化到看不清任何一张脸；直到中方前几年主投主控的合拍片《决战中途岛》里，中国游击队员才有了一张清晰的面孔。

有一档美国的综艺节目，曾经在街头随机向路人提问：“二战时期有哪些国家是美国的盟友”。路人们回答五花八门，有人说“英国”，有人说“加拿大”，有人模糊提及“大多数欧洲国家”，也有人说是“德国”，但其实最让人感慨的是——说二战期间“日本是美国盟友”的，比说中国的还要多。

从电影，到现实，从历史，到今天，中国其实都是一个被遗忘的盟友。

01. 孤勇的中国

1938年5月16日，美国《生活》（LIFE）杂志刊登了一幅中国军人的封面，名为《保卫中国的战士》。

照片由美国传奇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拍摄于武汉会战前的汉口，画面中的士兵头戴“德械师”标志性的M35钢盔，虽然看上去稚气未脱，但表情却无比坚毅，体现了中国人民视死如归的意志。

1938年5月，登上《生活》封面的德械师一等兵

截至1938年12月，中国军队累计伤亡110万人，占战前军力一半以上，中德合作时期训练的德式调整师，在淞沪、南京两场大型会战后损失惨重，最精锐的教导总队更是全军尽墨。

沿海省份与经济重镇的相继陷落，不仅断送了“黄金十年”的建设成果，也加剧了难民潮和后方工业品的奇缺，仅在1938年广州与武汉沦陷期间，进口商品价格就飙升了72%。战至次年年末，中国已经损失了人口稠密地带1/3的国土，以及以上区域承载的全国农业产能的40%和工业产能的92%[1]。

所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乍听给人“喘上一口气”的错觉，实际是以后方面临的财政赤字、恶性通胀和前线遭遇的餐食短缺、兵源不足为代价。

根据学者张瑞德对二战时期各国单兵口粮的统计，美国陆军战时每日为6磅，日军约为4磅，而国军最多时约为1.6磅。1940年后，国军改三餐制为两餐制，菜叶盐水汤为食谱标配。政府高官王世杰在日记中提及第四战区驻粤部队概况：“前线士兵只能日食一粥一饭，予闻之不甚震骇[2]。”

参加过武汉会战的185师官兵，单衣草鞋清晰可见

即便在如此局面下，中国军民也未曾屈服。在整个反法西斯战线上，中国是步入战局最早的国家，也是抵抗时间最久的国家，就像宋美龄在1943年赴美演讲中阐明的那样——中国抗击日本不仅是为了自身，也是为了给其他民主国家争取准备防御的时间。

电影《八佰》有句台词，“战争的背后都是政治”，而对当时的中国而言，靠战争没有任何胜算，只能靠政治。原因在于，热兵器的生产依赖于工业体系，其有效使用仰仗于完善的组织机制、训练体系和国民教育，在现代战争比拼的综合国力层面，作为工业发达国家的日本具备碾压性优势[3]。

这就是为什么，从“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寄望于英美调停，到卢沟桥抗战时求助《九国公约》签字国，再到“八·一三”淞沪会战后期的布鲁塞尔会议，国民政府在暗自备战的同时，始终利用外交手段促成中日冲突“国际化”，强调日本的无序扩张也是在威胁西方利益。

虽然日本侵华的性质板上钉钉，可对当时的列强来说，和日本作对是桩成本远大于收益的生意。英国是当之无愧的绥靖大国；法国为21世纪贡献无数“乳法段子”；美国则最为复杂，一面对中国的境遇深表同情，一面源源不断地卖给日本战略物资。

美国作家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记叙道：“在国际上完全被孤立的情况下，中国确实奋起反抗长达四年之久，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而在此期间理应中立的美国，却持续向日本提供石油和生铁之类的重要原料[5]。”

1937-1939年间，美国市场供应了日本多数的战时能源，包括70%的石油和90%的废钢铁；1940年7月，经过中国一再争取，美国政府实施《出口管制法》，进一步约束国内的对日贸易；直到1941年7月28日，日军占领法属印支，西方国家才宣布对日本进行包括石油禁运在内的经济制裁[6]。

1938年5月9日，一万两千名华人在纽约曼哈顿为支援祖国抗战进行募捐

战前的美国奉行孤立主义（Isolationism），一心关起门来搞经济，在日本侵华一事上，美国判断与其核心利益无关，只是后来日本的“南进”威胁到荷属东印度的油田与受其托管的菲律宾，才让它觉得美日矛盾不可避免。

结合更大的时代背景来看多赢策略，当时的西方仍活在上一个版本的“黄祸论”里。这种观念上的惯性，既决定了它们战前的作壁上观，也影响了战时的“欧洲优先”。

1943年，因英文版《吾国与吾民》跻身美国畅销书作家之列的林语堂推出了政论新作《啼笑皆非》（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对列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的对日绥靖与吝啬援华予以痛斥，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西方“现代准则”的幻灭。

林语堂说：“不论世界联盟会以什么形式出现，以中国在大战期间的经验来看，中国不会得到真正平等地位。原因是，中国是亚洲国家，这次大战结束的时候，如果她的盟国控制得了，不会让她有自己的空军……除非她像日本一样，在二十年后能够自己制造坦克、大炮和战舰[7]。”

林语堂先生的家国情怀令人钦佩，但如果他能窥到今天，他也会对上面这番话做一番修改。

02. 摇晃的同盟

在《纽约客》2019年对刘慈欣的专访中，有这样一个细节。

一行人来到华盛顿的二战纪念碑前，喷泉边镌刻着众多参战国，中国的名字介于印度和缅甸之间。刘慈欣对于这种边缘化的排列感到不满，伫立许久道出一句：“中国对这场战争的贡献肯定比缅甸大得多[10]。”

这位科幻作家总结得没错，二战时期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缅甸，只是中国远征军的保护对象。

2009年，由兰晓龙编剧、康洪雷导演的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在各大卫视播出后，不仅重新打捞了那段峥嵘历史，也为腾冲的国殇墓园带去缅怀。与剧中那个由溃兵收拢而来的“炮灰团”不同，历史上两次入缅抗战的远征军，均为中国军队的绝对主力。

以1942年的首批远征军为例，由第5军、第6军、第66军组成，其中第5军下辖的200师配备苏式T-26轻型坦克，为当时中国唯一的机械化部队，曾在1939年的昆仑关战役重创号称“钢军”的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不仅一举击毙其旅团长，并造成了对手85%以上的军官死亡率。

1940年1月，第5军200师官兵在广西昆仑关缴获日本军旗

在国内战事焦灼之际，中国却将最拿得出手的部队派去境外，这是为了保住最后的运输生命线——滇缅公路。

现代战争需要物质支撑，尤其对于彼时工业基础薄弱的中国来说，汽油、钢材、武器弹药分别以100%、90%和80%的比例依赖进口[11]，且“平均每运进1加仑汽油要消耗1加仑汽油”。1942年1月第三次长沙会战期间，第九战区岳麓山守军曾急电炮弹补充，被重庆军令部告知——“炮弹尚在仰光（缅甸首都）待运。”

在全面抗战中，中国共有5条战略通道，其存续是维持战事的关键。

其一是中亚路线：即苏联-新疆的西北公路，是抗战前期接收苏联援助的渠道，碍于线路长、路况差，每月仅700吨左右的运量，且于1940年苏联外长访日前后大幅减少，于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大体中断[12]。

其二是海运路线：即香港-广东的香港路线，自1938年10月日军入侵大亚湾起，便沦为海上走私路线，直至1941年12月25日，英属香港彻底沦陷。

其三是滇越路线：即海防港-河内-昆明的铁路与公路，每月运量可达2万吨。然而随着1940年法国投降，贝当伪政权配合日本需求，于六七月间封锁并拆毁了滇越铁路；9月，日军武力进驻河内和海防港，以法属印支为基地开启对滇缅公路的轰炸[13]。

九曲回肠的滇缅公路，最后的陆上生命线

其四是滇缅路线：即仰光港-腊戍-昆明的滇缅公路，滇缅公路境内全长959.4公里，由20余万云南民工用铁镐和石碾历时九月修建而成，1938年年底启用，运力仅次于滇越路线。

1940年7-10月，英国在日本压力下曾关闭滇缅公路。恢复通车并改善路况后，运量从1940年底的月均5000吨涨至1941年底的1.5万吨，峰值为1941年11月的1.75万吨。截至1942年5月缅甸陷落，九曲十八弯的滇缅公路抢救性地运进22万吨战略物资，有力地支援了国内抗战[14]。

其五是空运路线：即最后的驼峰航线，这条全长520英里的航道始于1942年5月，西起印度阿萨姆邦、东至云南四川，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脉等海拔区间4500-5500米、最高海拔7000米的“世界屋脊”，连绵起伏的峰峦如同骆驼脊背，航线由此得名。

驼峰航线初建时，每月运量仅300吨，经过提升，到1945年7月峰值时已高达73682吨，单日即超过5000吨[15]。不过由于气象条件极端恶劣，仅能依靠目视导航，沿途坠毁飞机巨多，一路都能看到残骸反光，这条充满勇气与牺牲的航线也被称为铝片之路（Aluminum Route）。

神似彭于晏的“驼峰航线”飞行员陈维龄（1919-2001）

综上所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驼峰航线开启前，中国抗战的输血管已经危如累卵，这就是远征军保卫滇缅公路的大背景。

1941年12月，中英签署了《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然而英国认为“接受来自东方国家（Orientals）的援助有损于大英帝国在亚洲的威望”，两个月后才答复中国军队的入境请求[8]。这一昏招令远征军错过了最佳布防时间，把防御战生生拖成遭遇战。

当中国远征军在1942年3月终于开进缅甸后，局势已经岌岌可危，日军攻势摧枯拉朽，追击时甚至省略侦察的步骤，英缅军则风声鹤唳，一触即溃。3月19日，行至缅南同古的日军不知英军防务已被远征军接替，中了戴安澜200师的埋伏。

3月20日，远征军首战在同古打响，日军每日从仰光出动100架次以上的飞机投掷燃烧弹、毒气弹，仍无法撼动守军阵地。战至第7日，英军在没有通知中方的情况下向后逃窜，将200师侧翼暴露无遗。无奈之下，戴安澜率部撤出同古[16]。

如果说同古之战体现了英军的损人利己，那么缅西重镇仁安羌则见证了后者溃退时的无能。

电影《一九四二》里的远征军入缅作战

4月14日，4000名日军将配属英军第7装甲旅的英缅第一师7000余人围堵在了仁安羌，中方不计前嫌，派出新38师113团800余人前往救援。面对人数与装备的劣势，113团团长刘放吾通过对火力进行集中配置，让日军对援兵数量产生误判。19日，远征军收复仁安羌，救出断粮三日的7000英军与500多名记者、传教士[17]。

“仁安羌大捷”过后，新38师师长孙立人得到了《国王的演讲》的主人公英王乔治六世授予的“帝国司令勋章”和美国总统罗斯福授予的“功绩勋章”，成为首位被中英美首脑同时授勋的中国军人。

虽然远征军入缅以来颇有战果，但盟友间无法建立的互信以及混乱的指挥系统，还是为后续的失利埋下伏笔。

当时驻缅统帅多达4人，分别是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理论上的最高指挥官美国将军史迪威，实际上掌握兵权但只听命于蒋介石的远征军副总司令杜聿明，以及随后到任负责居中协调的远征军总司令罗卓英。仅在无法统一的指挥权问题上，盟军在缅甸就犯了兵家大忌。

4月20日，曼德勒正面的英军再次后撤，并自行在大桥上安装了炸药，令曼德勒会战的计划胎死腹中。29日，日军在缅甸人的带领下奇袭腊戍，截断远征军东归之路。5月8日，缅北密支那沦陷，中缅边境退路被日军彻底截断。

鉴于被坑的经历，杜聿明不愿撤往英属印度，而是率远征军大部经缅北野人山绕道回国。在这片潮湿阴冷、瘴气弥漫的原始森林中，官兵因伤病饥饿减员高达3万人。杜聿明在回忆录中形容，发高烧的人倒在地上，经过蚂蝗吸血，巨蚁啃食，大雨冲洗，几个小时便化为白骨[18]。

左起：200师师长戴安澜（1942年殉国），新38师师长孙立人

10万远征军入缅，生还者仅4.6万人多赢策略，200师师长戴安澜、96师副师长胡义宾均在突围时殉国。中国军队自甲午以来的首次出国作战虽然打出了威信，但没能从战略上保住滇缅公路。而总结败局成因，首推英国人的掉链子与不配合，导致远征军不仅要防对手，还要防队友。

这份专属于老牌殖民者的傲慢与偏见，此后仍在延续。

1942年末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中，英国首相丘吉尔拒绝就归还香港主权让步，后又在反攻缅甸一节反复拖延，气得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吾人何不幸遭逢此等不诚无信的政治家？”

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丘吉尔反对将中国列为四强，并在年初的广播中明确指出，亚洲战场的目标是从日本手中收复大英帝国的领土——这对于远征军的牺牲和殖民主义的批评者而言，是一种贴脸开大的侮辱。丘吉尔的私人医生回忆道，他总是以维多利亚时代的东方主义口吻谈论中国和印度[8]。

翻译成当下的流行语：在丘吉尔眼里，中国不配上桌吃饭。

03. 微弱的援手

在中国驻印军老兵的回忆录里，有一桩对比曾被广泛提及。

打完一仗，中国人先问缴了多少枪，费了多少子弹，汽车是否完好；美国人第一关心的则是死伤了多少人。训练持枪卧倒的动作，中国士兵跪地后往往先抬一只手，美军则是直接枪把着地——这个小小的区别，就体现了美军在战场上看重的是人的生命，而中国军队更看重武器的保护[19]。

1944年10月14日，远征军光复腾冲，美军士兵正向当地人借火

造成以上差异的原因，不是中国的军队意识落后，而是当时国家太贫穷，不具备美国那种“以人为本”的条件。唯一有条件按照美军标准训练的中国军队，正是在印度兰姆伽受训的驻印军，他们不仅拿着美国人配发的冲锋枪，还穿着英国人提供的卡其裤，和国内不是单衣就是破袄的国军两个待遇。

然而，中国驻印军只是一个特例中的特例，在更普遍的层面，友邦给予的支持十分有限，与中国作出的贡献完全不成比例，用英国二战史权威拉纳·米特（Rana Mitter）的话说：“在战争最困难的阶段，中国只得到了美国对外援助的1%-1.5%，几乎全凭自己的力量肩负起了抗击日本法西斯的重任[20]。”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杯水车薪的数据区间，对应的已经是珍珠港事件之后。

纵观抗战期间的国际援助，时间以美国参战前后分为两个阶段，类型则以用途分为以下三种——一、外国的购料贷款，如中国出口桐油、华锡、钨砂等农矿产品所获借款，只能用于非军事领域的物资采购；二、用于保持法币稳定的平准基金贷款；三、直接武器援助：即前期的苏联军援与后期的美国《租借法案》。

简而言之，一和二是需要还的（当然利率和到期日放得比较宽），三是不用还的（下文细说）。

在太平洋战争前（1938-1941），中国共获得了5.135亿美元的外国借款。苏联提供的2.5亿美元不仅数量最多，而且属于直接军事援助；美国以物资采购与货币平准基金在内的1.7亿美元贷款居于次席；英国拨款用途如上，数额为7850万美元；法国则支付了1500万美元援建西南省份的铁路[12]。

而在太平洋战争后（1942-1945），中国在《租借法案》之外共获得了7亿美元的借款用于维持财政，包括时任外长的宋子文1942年3月从美国争取的5亿美元与1944年5月从英国争取的5000万英镑（约2亿美元）。但碍于第二章提到的运输困难，这7亿美元仅有一半被实际使用。

看完了以上用于物资采购和维持财政的一和二，最能反映战时援助力度的，还是这第三种援助，即美国参战前便已启动的《租借法案》（Lend-Lesse Act），该法案于1941年3月11日颁布，旨在授予盟国作战物资来“增进美国防卫”，以提供军火为主，附带医疗防疫、公路勘探、飞行训练等服务，不涉及任何现款交易。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法案名为租借，但其实是赠与。之所以要在运交武器时印注“美国国有财产”字样，只是罗斯福平息反对意见的障眼法，实际执行中并无索还案例。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无论是从“给现成装备”的角度，还是从“不需要偿还”的角度，其含金量都堪称外援项目之最。

遗憾的是，在美国战争部和财政部“先欧后亚”的战略指导下，美援的第一要务，是拯救纳粹荼毒的欧洲大陆，而不是更需要帮助的中国。在《租借法案》实施头年，中国只获得了价值2600万美元的物资援助，占比1.7%，而1941年年底交付于英苏等国的援助则高达15.4亿美元，占比98.3%[15]。

中国在此一节收获甚微，客观上有交通受阻的因素，主观上仍与“欧洲优先”政策相关。在中国最需要支援的1941-1944年，《租借法案》一共只对华拨付了2.28亿美元的战略物资，占比仅1%，其目的看上去只是为了让中国能够继续作战，但却不足以取得对日本的战场优势[8]。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物资只是被投入到中国战场，不代表全部装备了中国军队。

首先，前述提到的运输困难在租借物资的执行中同样存在，如拨出待运、滞留印度，沿途损耗，都导致实际运量在1945年之前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线。

其次，中缅印战区的盟军单位都依靠同一个补给来源——陈纳德的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所需燃料、弹药、零件全部依靠空运；美国空军B-29轰炸日本时，沿途消耗由中国战场供给；美国战略情报局和美国海军部设立的SACO等机构，也都排在中国军队前面。也就是说即便援华物资运进来，也要先紧着与美军相关的部分[21]。

宋子文1943年5月19日致蒋介石的电报，可将接收物资的顺位一览无余：罗斯福向其承诺，自7月1日起，驼峰航线运抵中国的物资将提升至每月7000吨，第一批4700吨交给陈纳德，第二批2000吨交给中国陆军，剩下300吨交给中国空军[15]。

与美军对租借物资的分配类似，英国对华也有1100万英镑（约4400万美元）的租借援助，主要用于中国驻印和驻缅部队所需补给训练，以及以英镑支付的军需品运费[12]。

美国援华联合会的抗战宣传海报

这种僧多粥少的配比，不仅令盟军对中国战场的支援捉襟见肘，也引发了中缅印战区美军高层的内部矛盾，由“分猪肉”形成的积怨与掣肘，间接导致中国军队在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期间缺少必要的支持。

例如在4月豫中会战前，分管空军的陈纳德曾提醒史迪威，鉴于敌近日在河南前线集结重兵，请求为轰炸机拨付油料存量，以应对日军攻势。史迪威一个月后拒绝了陈纳德，理由是印缅运输形势尚未改善。而在日军随后攻占河南大部的过程中，共出动飞机2700架次，7倍于中美空军数量，制空权上占据绝对优势[22]。

虽然罗斯福非常清楚，如果没有中国拖住日本，日军可以迅速抽调30个以上的师团，用1942年初鲸吞东南亚的速度拿下澳洲和印度，与德国会师中东，进而引发整个反法西斯阵营的崩盘。但在整个战争期间，对中国的援助比例却少之又少，直到最后一年才略有好转。

最为讽刺的是，法国这个开战不久即投降、仅有海外流亡政府的国家，仍收到了约32亿美元的租借物资，远高于中国在《租借法案》中得到的15.45亿，且其中11亿美元的物资交付于1945年，2.1亿的尾货落在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12]。

理论上，中美在二战中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可实际上，双方对彼此却都缺乏真正的理解——蒋介石深感于中国的艰难处境，对来自盟国的轻视极度敏感；而美国则对重庆政府在战场上的被动感到失望，罔顾它已在独自御敌数年间承受重大损失这一事实[8]。

连素来对蒋介石政权持批判态度的左翼史学家易劳逸（Lloyd E.Eastman）都在专著中承认：“为国军说句公道话，它在与一个在组织、训练和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的敌人的战争中坚持了8年，与抗击德国6周便崩溃的法国和从美国得到大量物资援助的英国比较起来，中国军队的抵抗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23]。”

无独有偶，1944年底来华接替史迪威职权的美军中将魏德迈（Albert C.Wedemeyer），在一览前任留下的烂摊子后也不禁坦言：“相比于英国和苏联，中国得到的援助仅仅是涓涓细流，尽管被西方冷淡和忽视，它却顽强地作为一个国家实体设法生存了下来[5]。”

04. 尾声

暑期档首爆的电影，是在《东极岛》之前上映的《南京照相馆》，在电影市场整体低迷的2025年，后者以包括工作日在内一天一亿的票房表现扛着大盘走。

和很多主旋律电影不同，《南京照相馆》因题材特殊，宣传难度很大，完全是靠着点映过后社交网络的高口碑，带动了一波又一波的观众。

而之所以《南京照相馆》这样的好作品会遭遇宣发困难，恰恰是由于国内此前有过太多消费苦难、轻浮戏谑、对历史毫无敬畏心的抗日神剧，如“手撕鬼子”、“裤裆藏雷”、“皮鞭女间谍”，这种“我方超人化、敌方弱智化”的幼稚剧情，给观众造成了先入为主的印象，在同类型中酿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果。

《里斯本丸沉没》中幸存英军的录音内容

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对历史的叙述中，中国才是被忽略的那一个，即便我们的先辈是凭借坚韧的意志在争取民族尊严，是以惨重的牺牲赢得的大国席位。真正对中国抗战胜利起决定性作用的，既不是美国的原子弹，也不是苏联的出兵，而是中国军民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

不久前去世的历史学家许倬云（1930-2025），晚年仍对亲历过的场面历历在目：

“四川一个省就提出200万壮丁，草鞋、步枪、斗笠一批批出来，基本上都没回家。前线撤到后边农村，农村接纳难民，一句闲话不说，有多少粮食拿出来一起吃，没有就一群人一起饿。满路的人往内陆奔走，没有人欺负人，挤着上车上船，都让老弱妇孺先上，自己留在后面，老年人走不动了，就跟孩子们说你们走……所以我知道中国不会亡，中国不可能亡。”

但这些故事，好莱坞不替我们去讲，欧洲人不替我们去讲，日本人更不可能替我们去讲，于是，我们自己也习惯了不讲。惯性持续太久，以至于很多人都忘了当年的中国并不是被拯救者，而是反法西斯战线上的基石。类似《南京照相馆》这样的电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2018年，记者问姜文为何创作“七·七”事变背景的《邪不压正》时，这位拍过《鬼子来了》的导演如此答复[24]：

“我想，抵抗侵略者在全世界都是一个最应该表现的作品，中国做的还没有洋人做的好。之所以坐在这儿的中国人，能够知道纳粹是坏人，知道犹太人被迫害，那是因为洋人在这方面不懈的努力。每年他们的艺术家、他们的投资人都在做这样的事，让一个在中国长大的、甚至是小镇的青年，都知道纳粹做了什么样的事。而在很大程度上，大家不知道日本人到底做了什么。”

对历史了解得越多，就越觉得传统的二战史，应该为中国重写一遍。这个工作，只有靠中国人自己才能完成。

全文完，感谢您的阅读。

参考资料

[1] 通胀螺旋：中国货币经济全面崩溃的十年，张嘉璈

[2] 真实的抗日将士，没有发胶雪茄与别墅，只有稀饭与坚忍不拔，短史记

[3] 八百壮士，从棋子到旗帜，施展世界

[4] 如何认识全面抗战前期的中美关系——评齐锡生著《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侯中军

[5] 中国1945：中国革命与美国的抉择，理查德·伯恩斯坦

[6] 石油绞杀：二战美国对日禁运政策，中国石油百科

[7] 啼笑皆非，林语堂

[8] 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周锡瑞，李皓天

[9] 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李辉